《叙事本能：大脑为什么爱编故事》一书的作者维尔纳·西费尔，是一名生物学家与脑科学专家，他从专业角度解读叙事这一古老传统在大脑中的运作机制，以及叙事对于个体认知和情感调节的重要作用。如何让积极的叙事塑造自己？如何通过叙事度过人生的低谷和彷徨？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关于这些人生之问的一些答案。

01 叙事脚本确定了正常生活的模板

如前所述，生命脚本是人生的灯塔，标记出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和顺序，将人们对于生命史的叙述聚焦在灯塔周围。反过来看，它们也是生活过程和内容的索引，告诉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文化圈里，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会发生什么特定的事件。它建立了概念框架，建立了人的一生（比如在西方世界里的一生）应遵循的基本蓝图或规范。何时上学，何时上大学或接受职业培训，何时找工作、结婚生子——所有这些都受制于一个无言的规则和同胞们的期许。如果某个人的人生偏离这一规则，就需要单独说明原因，也就是叙事。

只要想想人在什么情况下不得不解释自己的行为，就能很快意识到这种差异。是“我为什么要离开家”“我为什么要结婚生子，为什么要找一份工作”，还是“我为什么没有结婚，为什么没有孩子，为什么一个人生活”？抑或是“为什么我当医生的妻子会赚钱养我”？

生命脚本自然也规定了事情发生的“正确”时间。因此，十二岁的父亲（如果他有当父亲的能力）和六十岁的孕妇自然需要给出解释，四十六岁的父亲突然找到真爱，为了十三岁的洛丽塔抛家弃子同样需要给出解释。这样的故事在书中比在现实生活中更为常见。

说到这里，我们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我们主要讨论用叙事描述生活以及如何描述的问题。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反过来同样可行：叙事脚本确定了一个无须解释的正常生活的模板，我们的生命可以沿着这些叙事向前。

在生命脚本中，一个人的生理发育的确是一个影响因素，出生，学会说话和走路，受父母照料，性成熟，成年，繁衍下一代，这些过程依序进行，自然相随。然而，生理发育对生命脚本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生命脚本的决定性因素是文化。文化由于被广泛接受而被视作理所当然，我们生活在文化模板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叙事里。

法国哲学家、作家让-保罗·萨特曾说：“人总是在不停地讲故事。他生活在自己和他人的故事中。他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与故事联系起来，仿佛试图用生活重述它们。”

这段话道出了叙事性思考的一个特点。一个人及其所述内容不可能一成不变。人在叙事中发生了改变，他变得更贴近故事，故事由此也发生变化。而他人的期许，即文化规则，同样也发生了变化。个人、个人的叙事和文化三者处于不断相互影响的状态中。

在说到自传叙述时，我们不能不反复提到人与文化的相互影响。

02 私人的、唯一的

生命脚本，或者是说生命灯塔，构成了生命的范本。它属于每个人，至少每个人都知道它；它存在于所有的文化中，尽管内容有所不同。穆斯林和佛教徒不会去做洗礼，天主教徒也不受坚信礼。总体而言，宗教对生命脚本的影响日渐式微，至少在欧洲是这样。除了参考与宗教有关的一些重要数据，研究人员还试着找出那些私人灯塔，即仅对个人有意义的独一无二的事件。对于当事人来说，这些事件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标记了人生的巅峰、谷底和转折点。

父母离异就属于这类事件。从父母分开的事实中走出来，理解“自己虽然还深爱并信任着他们，但他们已不再相爱”这一现实，对每个孩子都有巨大影响。生活的改变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你是和母亲住在旧房子里，在熟悉的环境中继续生活，还是和父亲一起搬走，甚至可能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经历背井离乡，不得不重新开始适应新的生活。与这样的人生低谷相对的，可能是参演校园话剧，赢得老师、父母和同学热烈掌声的巅峰时刻。

在叙事性回顾中，台下欢快的面孔、热情的欢呼和自己在舞台上的兴奋雀跃，将会成为人生中意义非凡的回忆。后来发生的事情会与这件事产生联结，形成贯穿生命的主线。当年参加学校戏剧社的学生后来也许真的成了职业演员。也许他在某个时间突然顿悟，自己一直以来的生活是个错误，他只是在朋友和家人面前扮演他们期待中的他。他扮演得太过真实，甚至骗过了自己。他不禁想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到底是谁？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学生时代参演话剧的往事出现在脑海，尽管那早已过去多年。

人生大部分的生活记忆来自青少年时期、学生时代后期和成年初期。人在暮年回顾一生时，能够想起的事情不会平均分散在七十或九十年的整个人生跨度之间，而是集中在从青春期到步入成年的这段时间里。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是回忆的高峰。回忆数量排行榜上的第二个高峰是当下几年里发生的事件，研究人员将这些高峰称为“记忆锤”（reminiscence bump）。位于两座高峰之间的其余生命时光似乎被淹没在黑暗中，尘封在记忆里。

03 循环不息

除了生命脚本和人生的巅峰谷底，自传的第三种范本是反复发生的事件，这也经常出现在叙事文学中。

这些事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规程序，是生活中的某一时期或生活在某个地方时，每日、每周、每月、每年要做的事情。比如周日早上去教堂，每月第一个星期四的闺蜜聚会。以我自己为例，孩提时期，每个夏天我都会骑自行车去游泳，游完泳去看望祖母，她就住在附近。她问我是否饿了，我点点头，因为游泳后我总是饥肠辘辘。祖母就会走进厨房，拿出两个鸡蛋，把锅放在黄色的煤气灶上，倒上一点油，用点火器点燃煤气，在锅边磕开蛋壳，然后煎蛋。

反复出现的事件，不仅在生活中，在记忆中也占据一席之地。这一点从学生对暑期生活的描述便可看出。他们暑期生活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是由日常活动构成的。这些日常活动每日重复，一成不变，人们也不会在这些事情上寻求变化和突破：买面包，边读报纸边吃早餐，晚饭前洗澡，下午去公园散步，夏天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跑步的人，冬天则看走在下班路上的行人，看他们的衣着、表情，是一路小跑还是闲庭信步。这些例行公事在记忆的长河中可能并不醒目，但它们对个人身份及性格特质的影响可能并不亚于生命脚本或重大事件。可以说，它们构成了人生经验的平均值，只有以它们为基础，人生的巅峰和谷底才能凸显。

04 叙事塑造模范人生

什么是模范人生？并不只有普遍认知下的范本才能作为评判标准，叙事本身也可以成为人们仿效的模板。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会重新将注意力放在他人和文化背景上，也就回到了故事如何对人产生影响的问题上。生命史研究专家称这种文化标准为宏大叙事。它提出人们应该如何看待世界和对世事的建议，它来源权威，是大师所述或至少与大师相关，因此成为一种准则。

如果一位父亲告诉儿子，他的哥哥，也就是儿子的伯父，已经死于癌症，现在儿子应该拿起建筑板材，协助完成阁楼的改建工作，而不是沉溺于悲伤中无法自拔，这就是一种宏大叙事。祖父母、父母、兄姐、老师或社群中的榜样建立了宏大叙事，构建出框架，成为人生必要时的正当理由——这是我父亲一直以来的要求。

加州大学心理学家凯特·麦克莱恩和艾薇儿·索恩总结出人们在讲述创伤经历时常使用的三种典型模式。他们以演员约翰·韦恩的名字命名了其中一种模式，以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名字命名了另外一种。南丁格尔是现代护理学的开创者，也是英语文化中关怀和人性的化身。研究人员没有找到合适的、符合该人格特质的人物为第三种模式命名，最后称之为“脆弱”。

正如其名，约翰·韦恩式叙事模式直面负面经历，展示出沉着镇静、坚强不屈的精神。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式叙事模式则允许在表达对事件的反应时流露负面情绪，但紧接着会展现出对同胞的关切，希望他人不会经历同样的悲剧。最后，脆弱式叙事模式宣泄伴随事件而来的恐惧、无助、绝望、灰心等负面情绪。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受试者的叙述中不会真的出现西部牛仔或白衣天使，但他们的叙事方式有迹可循，并且都可以归入上述三种叙事模式中的一种，至少实验中的欧裔美国人受试者是这样。就性别差异而言，女性受试者中，采用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式叙事模式的比例更高，而约翰·韦恩式和脆弱式叙事模式则没有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

从听众的角度来看，比起脆弱式叙事，约翰·韦恩式和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式更容易获得共鸣。换句话说，逆来顺受和大吐苦水无法得到赞同。另一方面，那些面对困难时表现出坚韧不拔和反抗精神的人，更容易让人产生同情，他们的行为决定了他们会赢得尊重。

内容选自

[德] 维尔纳·西费尔/著

李寒笑/译